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政治决心、集中的资源力量、循序渐进的方法、攻坚重点部门和重点问题的方式,初步探索出一条把反腐败同改革、发展相结合,解决对权力的有效监督问题,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相适应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道路,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参照和方向,提供了现实、可行的经验。这样的以预防腐败和推进改革相互促进为特点的“中国制造”,为那些同样处于剧烈转型变革当中,腐败大量发生,而北欧、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经济、法治高度发达地区和国家的经验又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国家提供了短、平、快的工具。这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快速崛起,中国在反腐败方面所展示的决心和行动,使得中国正在成为国际反腐败运动中的一支重要生力军。这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的消极、无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反腐倡廉,是贯穿新中国60年国家建设及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更是过去10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应对体制转型的挑战,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历程。以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为标志,中国反腐败从此摆脱了改革开放30年“摸着石头过河”的犹豫,以及“头痛治头,脚痛医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式的查办大案要案模式,跳出了反腐败只是“做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的认识框框和窠臼,进入到以建立一个全面、综合的国家廉政体系来达致良治目标的新阶段。 毋庸讳言,一些人对“什么是反腐败”、“为什么要反腐败”并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常常把反腐败简单地等同于“杀贪官”,而看不到反腐败其实是要建立起一个以合法、问责、透明、公开、回应、高效、公平为标志的良治政府,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因此,他们以近年来出现的许多贪官级别更高、贪污受贿金额也呈现出天文数字等情况来断定中国是“越反越腐”,并且认定不搞“三权分立”就不可能制约腐败。这种一叶障目的偏见使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成就和进步。 事实上,中国的腐败成因跟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和转型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政府官员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活动,进行权钱交易;利用转轨时期财产关系调整和变化的时机,将公共财产掠为己有;利用市场体制的不完善、不规范牟取暴利等等。由此可以看出,腐败的产生,恰恰是改革和市场化的衍生产品,但中国不能中途而废,停止改革,而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遏制腐败,建设一个法治国家。有鉴于此,过去10年中国在反腐败和建设良治政治过程中,以集中资源、阶段性治理的方式,重点治理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司法等腐败高发领域的突出问题;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建设,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健全政府投资监管制度,强化对国有资产的监管,严格规范和管理土地市场和政府采购,以及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等等,改变政府依靠审批制度直接介入和管理社会事务、经济事务的旧模式,让政府逐渐退出市场,并开发出许多极具实践意义的反腐败工具,如政务公开、政府资讯公开、有形建筑市场和建筑领域行贿犯罪黑名单、反对商业贿赂、加强国际合作和建立双边司法互助机制等等。长江三峡大坝和北京奥运会场馆的建设展示了以责任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等四大机制为特色的廉洁管理制度,可以有效防治工程建设腐败,建立“廉洁岛”。与此同时,在抗击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的救援工作中,党政监管部门成立了“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在最短时间内制定了一批关于加强救灾资金物资监管的制度规定,并组成检查组赴灾区和有关单位进行救灾资金和物资分配使用情况检查。各级纪检监察部门会同审计单位同步开展全过程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并及时通报了一批贪污、截留、挪用救灾款物的违纪违法案件。中国的这些做法,为全球抗灾救援反腐败贡献了新的经验。过去10年中国的反腐败发展轨迹,可以归纳为:简化程序,提高透明;建立监督,规范行为;改革制度,改变观念;强化监督,提高刑罚。 21世纪,中国正处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转型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转型的双重转型过程中,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急剧扩大的东西方发展差距,中国不得不加快改革的步伐,发展经济,否则就会陷入“落后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中。但是,这样一种超常规的经济发展和急剧变迁的现代化过程也会带来巨大的副作用:它们迫使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提前、同时出现,像贫富分化、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间冲突、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失业增加、社会失范等等,这些因素催生、滋长了腐败。这些问题在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前后经历了一二百年,至少是几十年,但在中国,它们却在10年间同时涌现。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上,既置身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潮流之中,又面临着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科技、军事的绝对优势的压力和敌对势力企图分裂、颠覆中国的虎视眈眈。由此,这些在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自然产生,可以循序渐进解决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常常表现为剧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人们的不满也会被放大,比如,国有企业关停并转或改制重组中下岗职工的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地区间差距加大问题、犯罪率上升问题等。再如,西方国家经常威逼中国人民币增值,果如是,必将造成国内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这些结果便又会被西方媒体演绎成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相互耦合,更增加了腐败问题的复杂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光靠改革现存体制,采用休克疗法就可以轻易解决,也不可能移植西方的政治口号和理念。要尽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和解决骤然激化的国内社会问题,不能没有一个坚强、坚定的执政党领导。这种大背景决定了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不会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而只能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和发展环境的反腐败道路。 |
来源:中国廉政文化网 |